昆曲剧评_昆曲剧评怎么写

1.昆曲牡丹亭音乐赏析

2.民国才女有哪些

3.黎安的生平

4.《牡丹亭》：青春昆曲十年路

在白先勇先生担纲制作的昆剧青春版《牡丹亭》风靡两岸三地各大城市之际，我有幸随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赴南京在人民大会堂为南京大学校庆103周年演出。全剧上、中、下三本三个晚上九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我亲见了大学师生等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士对昆剧《牡丹亭》的喜欢和热爱，促使我深深地思考文化遗产传承中从戏曲音乐到戏曲美学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这里我想就我的体会，谈谈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音乐上的成功经验，因为音乐的成功为全剧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的音乐，观众的一致评价是“年轻”、“好听”。“好听”二字，是对感受的直接的表达和对音乐的朴素的评价；“年轻”二字，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究其实际涵义，显然是说音乐不故步自封、不画地为牢，因而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被新时代、新观众所接受，预示了它的广阔前景。那么，青春版《牡丹亭》的音乐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它尽管并不充分却已经是勇敢大胆地把歌剧的音乐创作技法用到了戏曲音乐当中，既保留了昆剧音乐的基本特色，又得到了豁然开朗的更新。恰就在我形成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读到了音乐家王震亚对京剧现代戏《杜鹃山》音乐创作经验的分析，以及“有经久的魅力”这样的高度评价（王震亚《中国作曲技法的衍变》，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其精湛的见解更坚定了我的观点。?

(1）在全剧音乐工作最基础部分的唱腔整理上，音乐编创者的步履是谨慎的，因为深知昆剧界有不少清规戒律和见解分歧，一旦造次，就可能备受责难，劳而无功。因此歌剧音乐手法的运用，在这个方面是有限度的。主要是通过润腔把字唱正并增强曲词的表现力，修订了某些唱腔不够合理的乐句结构框架，简化了或规整了某些拖沓冗长的乐句，在历来较少演出的中本和下本重写了部分唱腔。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对唱段的声乐形式作了一些处理，用入了多人组合的演唱形式（这里还称不上歌剧手法中的重唱或合唱），改变了单一的独唱方式所带来的单调感，丰富了音乐的色彩。

（2）集中体现歌剧音乐手法的，是全剧用了主题音乐的方式。从男女主角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经典唱段中，提炼、设计了人物主导主题各2个，并编创了在全剧中作贯穿性出现的序曲（男领女伴）。人物主导主题突出了特定人物的音乐个性，使曲牌体的各不相关的唱腔融为一体，全剧有了完整统一的音乐形象，有效地弥补了昆剧音乐曲牌繁多记忆困难影响流传的痼疾。同时，主题音乐还强化了戏剧情节与音乐之间的逻辑关联。?

现以杜丽娘主题1和柳梦梅主题1为例，并出示相关唱段的片断，试图在对比中明了主题创作的来龙去脉。

当杜丽娘首次出场亮相时，其主题的出现使人物的音乐形象得到肯定；在最经典的《惊梦》中，主题转成笛子独奏，散板形式的变奏描绘了满园明媚春光；杜丽娘的主题还成为《寻梦》《写真》《离魂》各折的幕间曲或终场曲，还出现在《冥判》《幽欢》中杜丽娘上场时，还以变型出现在《忆女》中杜母唱段中忆及女儿时，总之，音乐往往在戏剧情节的关节点或戏剧冲突的高潮处发挥作用。?

同样，柳梦梅首次在《惊梦》中出场时，主要唱段的首尾分布了柳主题，表现其初识杜丽娘时的满怀欣喜；柳主题还成为《言怀》《婚走》中柳梦梅中心唱段的引子，还变奏成《旅寄》中柳梦梅与风雪搏斗的紧拉慢唱乐段；在《拾画》中，柳梦梅的大段独唱中反复穿插着杜、柳的主题，充分地描写了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主题在唱腔前后的出现和穿插，还弥补了昆曲唱腔大多没有前奏、突兀而起的欠缺(从音乐的合理性看这是一种欠缺)。

（3）音乐歌剧化在全剧的重要一环是重视了描写音乐的创作，其成功的实践在理论上给我们以启迪，使我们突破了对戏曲音乐功能的狭隘理解，认识到戏曲音乐不是消极地作为唱腔的附庸，而应该积极地发挥其独立作用。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片断，如《旅寄》中柳梦梅黑夜里艰难行进的音乐、《拾画》中柳梦梅观赏杜丽娘自画像的几段音乐、《魂游》中烘托杜丽娘表演的多段较为长大的音乐、《折寇》中多段烘托反面角色的、风格与昆曲柔曼绵长的基本面貌迥异的音乐、《圆驾》中的大团圆音乐；还可以举出一些特别动人的片断，如《离魂》中提胡独奏的启幕曲和杜丽娘向母亲倾诉时的箫独奏、《离魂》中终场合唱前的音乐、《冥判》中杜丽娘上场时的埙独奏和二胡独奏、《幽欢》中杜丽娘出场的音乐、《淮泊》中以二胡独奏为主的终场音乐等。?

(4）舞蹈是戏曲美学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戏曲的抽象形式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全剧成功的舞蹈音乐，成为程式化、舞蹈化的戏曲舞台身段动作的韵律上的支撑。重要段落有如《惊梦》中的花神群舞（上本的高潮)、《道场》中石道站做法事时的音乐、《回生》中终场时的大段音乐（中本的高潮）等，除以上较为长大的段落外，还有不少与描写音乐难以作明确分界的较为短小的穿插性段落。?

（5）全剧高度重视配器与演奏，以民族器乐曲的音乐效果去衡量乐队的全部工作。较为完备的戏曲乐队编制（笛子、唢呐、笙、中音笙、箫，琵琶、扬琴、中阮、古筝，高胡、提胡、二胡、中胡，大提琴、低音提琴、编钟，打击乐组）和交响化的乐队配器，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品种多样、音色各具个性的民族乐器通力合作，端出了一席五彩斑斓的听觉盛宴。特别是提胡、箫、埙、高胡、编钟等色彩性乐器，在上文已多次提及的重点段落中各有出色表现，给人留下了尤为鲜明、深刻的印象。在人们已亲见了明显的艺术效果之后，有人坚持的“一支曲笛吹到底”的音乐观念，就不免成为冬烘先生的迂论。如果真的照此办理，“不要低音乐器”、“不要大鼓”等等，那么全剧音乐想要获得“年轻”“好听”的评价，大概只能是妄想了。京剧现代戏的音乐从“三大件”发展到交响乐和康塔塔，获得全面成功，这样的有益经验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赞扬青春版《牡丹亭》的音乐，目的不止于肯定这个具体作品，更重要的是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为今后的昆剧音乐创作提供借鉴。因为昆剧这一“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只有在发展和革新中才能克服痼疾，获得保护和传承的成功。推而广之，对戏曲各剧种的音乐编创乃至民族歌剧音乐的创作都不无益处。?

担任青春版《牡丹亭》全部音乐工作的，是中国音协会员、苏州市音乐家协会、一级作曲周友良――录以备忘。

顾礼俭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昆曲牡丹亭音乐赏析

徐彬彬，1916年起，继黄远生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京报》创刊后，又被聘为特约撰述。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美畅又富于趣味，很能引人入胜。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之一。

徐彬彬，民国初年一批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之一，江苏宜兴人，任上海《申报》和《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其通讯文笔流畅风趣，反来曾主编《北京》、《大公报》副刊，专干文学，娴于经史，所写随笔等均受读者欢迎。

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

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电讯在这些报纸上所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甚至会整版地刊登电讯。因为电讯数量很多，报纸开始将电讯分为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种类。

所以说，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新闻界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现在则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徐彬彬（凌霄）、刘少少、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其中黄远生和徐彬彬、刘少少，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这些名记者大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现代新闻学知识和办报经验，有敏锐的思想，有熟练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们为中国报刊向新闻时代的转变做了重要贡献。

“民初三大名记者”：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

徐凌霄（1888～1961）

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伯父徐致靖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他深受影响。民国5年（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后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通讯》，由于他对当时一些政界要员的身世经历较熟悉，通讯报道中常透露一些有趣的内幕材料，文笔流畅，颇受读者欢迎，成为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邵飘萍的《京报》创刊后，他应邀担任特约编辑，主编副刊并撰写剧评。从民国16年（1927年）7月起，曾和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达10年之久，内有不少新闻界的掌故。30年代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戏剧周刊》和《小公园》主编。1961年逝世于北京。

袁称帝时，张季鸾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

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笔名霄、汉、凌霄、凌霄汉阁主、彬彬、烛尘、一尘等，徐凌霄这个名字，就起源于他的一个最常用的笔名。他原籍江苏宜兴，祖父那一辈起，因应顺天府乡试而入了宛平籍，成了北京人。他出身世家，父兄辈中有不少人在晚清的政坛中赫赫有名。他的伯父徐致靖，官至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官至湖南学政，另一个堂兄徐仁镜，官至翰林院编修，都倾向于维新变法，都是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也都因此在戊戌中获罪。一个被判绞监候，两个被革职永不叙用。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后来又考入了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但他一生中主要从事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

徐凌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10年起，他从事过三十余年的新闻工作。曾先后为上海的《时报》、《申报》，北京的《中国新报》、《京报》、《实报》，天津的《大公报》等著名报纸撰写过通讯和评论。并担任过北京《京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在应聘为上海《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他用彬彬这一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以观察细致、剖析入微、才思敏捷、文笔美畅，蜚声于时。一度和黄远生、刘少少并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刘少少脱离报坛后，又和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报界三杰”。其次，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掌故家。他亲身经历过戊戌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既熟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十分注意相关资料的积累，对清代历史烂熟于胸。他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开辟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以及和他的胞弟徐一士合作在上海《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开辟的《凌霄一士随笔》、《曾胡谈荟》等专栏，所写的就是这一类历史掌故文章。这些文章，累计达一百多万字，后来都结集成书，成为海内外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读物。再次，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剧评家。作为诗人，他所擅长的是旧体诗词，青年时代就以诗名于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他和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等人的唱和之作，曾被当时人誉为“京师四才子”。作为剧评家，他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和唱腔，都有十分精湛的研究，他在上海、北京等报上发表的以“凌霄汉阁评剧”为栏目名称的剧评，和他在主编《国剧月刊》时所写的剧评，都脍炙人口，拥有众多的读者，井深为演艺界所推重。青年时代的著名京剧演员如余叔岩、奚啸伯、梅兰芳、程砚秋等，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奖掖。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成就之外，徐凌霄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家。其代表作就是他所写的《古城返照记》。这部从1928年9月1日起，每天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到1931年2月才全部刊完，是一部80余万言的鸿篇巨构。内容从1793年即乾隆58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结束，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全书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为经，以虚实相间的人物和故事为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结合有关的情节，对北京这座古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筑、戏剧、宗教、、语言、和民情民俗等各个方面，用文学的语言，作了详尽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和北京这座古城有关的、趣味盎然的轶闻轶事和历史掌故。新闻工作者的丰富阅历，历史掌故家的渊博学识，戏剧评论家对京昆艺术及其发展源流的深刻了解，以及家写人叙事状物的生花妙笔，在这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某种意义说来，这部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是应该在中国近现代的史中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自从近代化报纸诞生以来，报刊和文学就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利用报刊的版面长篇连载，有着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最先使用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这家报纸从1873年1月4日起，即在副刊《瀛寰琐纪》中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听夕闲谈》。稍后，1879年创刊的上海《汇报》和1882年创刊的《字林沪报》，也都刊有连载。这些都可以算是报纸“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初步尝试。此后，这种方式逐渐为各报刊所普遍用，不少著名家的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受到欢迎，最后才由出版部门结集出版的。徐凌霄的这部《古城返照记》也属于这样的作品，刚开始连载，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就有不少读者致函《时报》，询问全书出版的消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安排付印，此后迭遭战乱，遂被搁置，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部终于由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的作者徐凌霄已于1961年逝世。这部充满了知识和趣味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不仅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也将是对徐凌霄这位在中国新闻史上以通达古今淹博多识著称的老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幸喜当时有一位谈剧名家凌霄汉阁主（原名徐凌霄），学通中外，文笔隽健，对于挖掘京剧的精华，致力极深，他曾《大公报》、《京报》创办戏剧周刊，维护京剧，不遗余力。我庆得知音，与他通讯投稿……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剧学月刊》，刊载当代名家徐凌霄、陈墨香、杜颖陶等人的文章论著……

……胡乔木还提到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比如徐凌霄和徐一士……

梅兰芳谈昆曲：……「我先从北京唱开了昆曲，观众看了并不讨厌。每次叫座的成绩，往往超出我的预计之外。舆论上也都用很好的批评来鼓励我。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有两个大学里面，还增加了研究南北曲的一门课程。聘请专家去教授，当地报纸如顾君义主编的「又新日报」，邵飘萍、徐凌霄、王小隐办的「京报」都常发表有关昆曲的消息和评论。」……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 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 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 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 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吕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 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徐凌霄遗著《古城返照记》问世

与黄远生、邵飘萍并誉为我国报界早期三杰的徐凌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京味长篇纪实《古城返照记》，日前由北京日报集团同心出版社隆重推出。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为该书作序，人大新闻学院教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撰文称“这部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

徐凌霄先生从事过30余年新闻工作，昔日应聘为上海《时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和随笔，蜚声于时。由他创作的《古城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上海《时报》连载刊出，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云。这次结集出版，约60余万字，分上下卷。上卷反映袁世凯称帝前后政坛人物明争暗斗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京剧的发展、变迁及历史上几位著名演员如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

……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的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时他与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置。这多是因为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首先是封建专制政治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大致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英使马戛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乾隆盛世的真相。

……

从《古城返照记》想到徐凌霄一类民初重要的掌故与散文作家，他们所用的既非当时新文学作家所用的欧化白话，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种接近京剧语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写作。这种语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读者也不算少，大约与京剧的观众差不太多。这类作者有徐凌霄、徐一士、老宣、齐如山等，后来到台湾后还有唐鲁孙、夏元瑜等。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很少提及他们是有些不公正的。

徐凌霄及其《古城返照记》

吴小如

（《古城返照记》序言）

《古城返照记》的作者徐凌霄先生（1886—1961），是我平生尊敬仰慕的前辈学者之一。早在读初中时，就爱读先生的文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到先生寓所当面拜谒，同时还见到先生的令弟一士先生。当时一士先生脑血栓症初愈，言语已较艰难，故聆听凌霄先生的教言独多。所谈话题，以评述京戏为主。盖先生不仅是老顾曲家，而且能粉墨登场，所谈自然悉中肯綮。惟事隔多年，其内容今已不能省记了。

凌霄先生本名仁锦，字云甫，别署凌霄汉阁主，原籍江苏宜兴。幼时就读于济南高等学堂，旧学功底很深，为业师宋晋之所激赏。及长，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后以国势阽危，民生憔悴，乃思以文章报国，终其身以著述为业。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于报端读到凌霄先生的专栏文章，每天数百字，谈古论今，品戏评艺，言简意深，精美无匹。惜未经裒辑，今已成广陵散。其仅存者，只有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时报》逐日连载之长篇说部《古城返照记》，惜当时亦未单行付梓。到上个世纪末，始由先生之从子泽星先生就报刊复印件进行董理，将原书上下两编八十万字略作删减，都六十余万字，并冠以回目，仍分上下两编。今北京同心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乃嘱笔者通读，并撰写序言以为介绍。披诵既讫，谨约略言之如下——

此书虽似自传体“纪实”，实不以故事情节为主。书中主要人物有余姓名陆贾者，即作者自谓，犹《老残游记》中之老残，即其书之作者刘鹗本人也。盖“余”字即取“徐”字之半以代作者之姓氏（书中人物姓名多用此法，如康有守即康有为，袁开士即袁世凯皆是）；而“陆贾”者，乃取西方**界两大笑星陆克和贾波林（今译卓别林）中译名的首字以为己名，籍以自我嘲讽。其书上编自作者入京师大学堂写起，然后拓展开去，写到学界与政界，举凡学校风光、师生动态，以及官场丑态、政界风云，作者皆涉笔成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中间则穿插老北京各种世相及风俗人情（如饭庄、茶肆、妓院、戏园、商店、医院之类），而以清末时事嬗变为主线。下编则着重写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戏曲舞台上的皮黄和梆子腔两大剧种的诸多名演员的演出实录，其间自然也写到作者对艺人品德的月旦、艺术水平的高下以及各个剧目的演出特色等等。总之，上编内容对研究近代史和清末民俗的人有参考价值，下编内容则对研究戏曲的人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美学价值，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其中作者谈到京剧流派的传承问题，有一精辟见解。他认为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但同时也具有他们各自的特色。如果这三个人都师学程长庚，那么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就不可能独自开创一派了。此外，他对杨小楼、梅兰芳等也有类似的评价。

作者对当时社会名流，只突出肯定了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认为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办教育事业嘉惠后世，在上编结尾处对他表彰不遗余力。而对戏曲演员，则对梆子演员贾璧云（后亦兼演皮黄）赞誉备至，不仅评论其艺术水平高，而且对其人品更揄扬不已，是彼时德艺双馨的表率。从而看出凌霄先生在老一辈学者中，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价值观念，都是位居前列的。

此书我前后读了两遍。窃以为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纪实”，值得用一点时间去披阅玩味。现在同心出版社把这部沉埋已久的优秀读物付梓问世，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徐凌霄遗作尘封70年终出版

信报讯民初著名记者徐凌霄所著的京味长篇纪实《古城返照记》近日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从1910年起，他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撰写过大量通讯和评论，先后担任过《京报》、《晨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和《时报》驻京记者等职，并与黄远生、邵飘萍一起被当时的新闻界并称为"报界三杰"。

1928年徐凌霄所著的《古城返照记》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一经刊出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古城返照记》从1793年英国使臣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所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袁世凯称帝失败结束，跨越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描写的是宦海兴衰浮沉，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明争暗斗的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了京剧的发展、变迁和著名演员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京城的民俗风情和三教九流的生活状态。

由于种种原因，连载完成后未得到及时出版，后又因多次战乱而一直被搁置，而作者徐凌霄也于1961年去世。直到今年，《古城返照记》在尘封了近70年后终于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曾称"《古城返照记》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可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

民国才女有哪些

“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是杜丽娘第一次踏进自家后花园时，看到眼前的“好天气”而叹出的一句词，唱腔婉转动人、曼 从结构上看，《惊梦》这出戏它可分为“游园”和“惊梦”两部分；就内容而言，主要写女主人公杜丽娘的青春觉醒，梦里钟情，是她反抗和追求的叛逆之路的开始，文飞扬，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妙悠然，“烂漫春光下，步步美人归，”写杜丽娘游园前对镜梳妆时的内心活动。这支曲子是在杜丽娘赞叹“好天气也”的念白之后起唱的，所以从春光，春意落笔。“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是写大地回春以后，各种冬眠的昆虫都苏醒了，纷纷吐丝活动，这些虫丝是很细的，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才能见到。“袅晴丝”就是指这种摇曵、飘忽的春游丝，也吹进了这冷落的庭院。作者不写桃柳蜂蝶，唯独选取了纤细的游丝，此中大有新意妙理。一、这样写完全是从规定情景出发，它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所以在小庭深院中的女主人公难以直接看到姹紫嫣红的春色，在这里只能从晴丝上体味到一点可怜的春光。二、这样写与人物身份、性格相吻合，杜丽娘是一位过着闲适而愁闷的深闺人物，她是个对春天十分“关情”的妙龄少女，唯其这样，才会有此细心而专注的观察。游丝是很细的，不是心细专注的人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说这两句同人物身份性格相吻合。三、这样写体现出人物微妙心绪的理想物化形态，“晴”与“情”、“丝”与“思”谐音，所以“晴丝”语意双关。它即指晴空里的游丝，又是女主人公心中缠绵飘忽的情丝。无论是“游丝”还是这种“情思”，它都是这般纤细朦胧，都是那样的难以捉摸。春风将轻软的游丝吹进幽深庭院的景象，也可以看作是春光打开了丽娘闭锁的心扉，被萌生的情思逐渐摧开的那种心理写照。作者描绘的既是游丝袅袅的春景，也是情思缠绵的春情。情与景，物与我，虚与实结合的非常巧妙，真称得上是体察入微。

黎安的生平

民国四大才女为：吕碧城 ，庐隐，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张爱玲简介张爱玲(1920.9.3-1995.9.8)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

也有一说民国四大才女为萧红、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

《牡丹亭》：青春昆曲十年路

1986年，黎安和昆三班所有60个同学一样，从8000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考进了上海戏校昆剧班，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三代昆剧演员。内向羞涩的黎安被分到老生组，成绩也并不出众。这个不爱说话的男孩，课余常会溜达到小生组，躲在门口看热闹。“我当时觉得小生组上课很热闹，就经常偷偷去看，没想到被岳老师注意上了，时间长了，她就劝我改行唱小生。”黎安回忆当年自己漫无目的并且懵懂的，至今觉得是一种天意和缘分。而从他踏进小生组的那一刻起，他也开始了和昆剧小生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情同母子的师生情缘。

在戏校的9年，黎安并不冒尖。毕业后分到上海昆剧团，几乎没有人看好他。“那时候我又高又瘦，所有人都说我扮相不好、个子太高，不适合唱小生。”一米八四的个头，很长时间都困扰着黎安，穿上高靴站在台上，怎么看都像一根“筷子”。就在所有人都劝他改行的时候，岳老师却鼓励着这个她一手带进小生组的学生。“黎安30岁的时候，会是最好的。”很多年后的今天，黎安想起当年老师当着很多人的面说过的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语，仍然感到温暖和感激：“我觉得没有老师，绝对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沉默的黎安，慢慢做着自己的选择。他开始练习化妆，不管有没有自己的演出，只要团里的化妆师在，他就在一旁边看边学，并根据自己的脸型修改琢磨。因为身材太高做出来的动作不容易协调美观，他就对着镜子苦练功夫。而岳美缇也注意到爱徒身上这股坚韧的劲头：“那时候除了武行演员，几乎没有人会天天来剧团，只有黎安每天都来吊嗓子，他很少受外界的诱惑，总是坚持自己的目标。”

1998年，上海昆剧团几乎倾巢而出，排演当时要全球巡演的六本《牡丹亭》。黎安的同学们几乎都被选去了，但当时的黎安却“理所当然”地被撇在了剧组之外。当被问及那段日子的感受，黎安说，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就是憋着一口气而已。“憋着气”的黎安很“听话”地接下了团里所有周末小剧场演出的任务。“那时候团里真没有人了，我几乎每个礼拜要演两场折子戏。”在全本《牡丹亭》排演的同时，黎安终于有机会主演了自己的第一台原创大戏《白蛇后传》。黎安说，从1998年到2002年，自己数不清演了多少团里的小剧场演出，那段日子，让他真正地“飞速成长”。

然而尽管一直很努力，荣誉和奖项似乎总是和他无缘。连续两届苏州昆剧节，同去的同学几乎都得了奖，黎安却都榜上无名。岳美缇回忆当时的情景很是感慨：“记得那次我还出国在外，黎安打电话给我，说比赛又没评上奖，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只能安慰他。没想到挂了电话才5分钟，他又打来，反过来劝我别为他担心。他就是这样，外表温和但内心坚定。” 2002年，黎安在同学吴双的建议下，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排演了鲁迅同名改编的小剧场昆剧《伤逝》，这是昆剧第一次尝试现代题材的小剧场剧目，也是黎安从艺生涯中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色。《伤逝》的演出颇为成功，几年间在大学校园上演了数十场。而剧中的涓生，也为黎安赢得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奖项——白玉兰表演主角奖。 当年反对的声音已渐行渐远，耳边的鼓励让黎安看清了方向。他开始更努力地学习传统剧目，同时创作一些新角色。当年小生班里的8个同学现在只剩下他和张军。黎安说他开始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望乡》、《占花魁》……这些岳美缇演来出神入化的剧目，黎安都开始努力认真地学来琢磨。同时，他也尝试恢复和创作《龙凤衫》、《长生殿》等全新的剧目角色。现在，黎安会的新老剧目和折子戏大概有四五十出，应该是他同辈人中最多的。 从《伤逝》开始，黎安渐渐发现，自己开始有粉丝了。在演出后，会有观众跑来要求合影签名，在网上，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支持他。“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的。”黎安说。也许，这么多年，昆剧进校园和剧团小剧场的无数次演出，让这些观众不知不觉地开始聚集在他身边。虽然并没有组织，但他们却都乐于用“安粉”这个名字自居。

也许是因为一切都得来不易，黎安很珍惜那些支持他的观众。平时，几乎每次演出后他都会上网看粉丝们的评论和意见。有一个台湾的粉丝给黎安做了一个名为“生生不息——黎安的昆曲世界”的个人网站。网站的人气日足，很多观众在演出后把剧照和剧评发上论坛交流，甚至有一个高中女生为黎安创作了卡通形象。“有一次我演完《望乡》后网上的评论普遍不佳，当时我很想不通，事后觉得观众的意见都很有道理。”黎安说，“我很喜欢昆剧的观众，他们都是因为喜欢看戏而关注我。从他们那里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于昆剧，黎安觉得越来越不能分割。被问及昆剧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说：“就是生命吧。”他和团里的吴双、谷好好都被公认是剧团的戏痴。他自己也笑着承认这一点：“我平时的生活也挺平淡简单的，就是剧团和家里。以前踩自行车的时候一直琢磨戏，那时候最有灵感。现在觉得积累很重要，包括演出的、练功的，还有看各种演出的积累。”

虽然觉得名利和荣誉之类的肯定，已不再如当年那样重要，但奖项却又一次不期而至。在上昆新创的《紫钗记》中因饰演男主角李益，黎安再一次去参加了曾经是他梦魇的苏州昆剧节。虽然全剧改了八稿，自己也演得很过瘾，但他对自己得奖却没有信心。“昆剧节闭幕前一天，领导说大家开机等结果，我等到晚上12点没有音讯，估计这次又没戏，于是干脆关机睡觉了。没想到半夜2点接到团里的电话，原来他们辗转半天才问到了我家的电话。后来我才知道我竟然得了榜首。” 黎安笑着说起这个故事，他说自己很意外。而事实上，对于20岁时那个挫折不断的自己，和今天这个已经成为很多人偶像的自己，他同样感到意外。“我没想到自己今天会这样，虽然状况还行，但也不算很满意，因为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积淀还太少。”

十年前的2004年，我已经来过一次南开，那次是叶先生（叶嘉莹）八十大寿，我来作了个演讲，那时候青春版《牡丹亭》刚刚在台北首演完毕，到内地来巡演。我讲青春版《牡丹亭》，同学们非常好奇。问什么时候能带到南开来呢？那个时候我心里也在想，这么多同学都想要看这个戏，我要想办法弄到天津弄到南开，我就冒险答应了。当时我说，「好，我明年一定带来！」但是我心里是拿不准的。

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因为八十几个人的大团体要演三天戏，九个钟头，每天三个小时。我看同学们那么热烈，心里就已经在祈愿希望第二年能够来南开。非常巧，第二年我们就启动了校园巡回，先在北大、北师大巡演完，然后来到天津。

天津可口可乐老总莫文斌先生，他是香港人，但是一直热衷于昆曲。他听说我的愿望后，很支持青春版《牡丹亭》到南开演出，因而成行。也是这个时候，五月天的时候，我们第二年2005年就来演出。当时我们在迎水道那个礼堂，有点旧，没有什么吊杆等设备，可是能够容纳一千三百多人。消息一出去，票一下子就抢光了，不止如此，我还记得蛮动人的一幕。很巧，那次我录下来了，当年在南开演出的盛况。我记得七点演出，有的同学四五点就来了，有的还带着大馒头，挤得满满的，像今天一样阶梯上面统统坐满。

那时还是侯自新校长主持的，只能进一千三百名同学，其他同学就很着急了，一直往里涌，想把门冲开。那三天演出真是盛况空前，热烈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又走了三十几个高校，演员们最忘不了的就是南开同学的热情。

我和昆曲结缘

这次我来干什么呢，讲昆曲的。本来我是写的，昆曲不是我的本行。但是我和昆曲的结缘，尤其是与《牡丹亭》，不能不说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我年纪大一点，比较相信了。我年轻时候不信命运的，要逆势而行的，但是现在不得不相信，好像冥冥中有这么一双手，引导我走向《牡丹亭》。

我第一次接触《牡丹亭》，是在抗战胜利八年以后的上海，那时候我十岁左右。梅兰芳在八年后回到上海第一次公演，不得了，盛况空前。他是京剧泰斗，当然他昆曲底子也比较厚，但他是评剧、京剧为主，昆曲比较少。但是那次他演了四天昆曲，在美琪大戏院。梅先生和昆曲大王俞振飞先生，两个人配合在上海四天公演昆曲。再后来我遇见俞先生，他才告诉我为什么梅先生那次会演昆曲。他说，因为梅先生八年没演戏了，第一有点担心嗓子调门不够怕吊不上去，第二跟他合作的胡琴没跟着他，所以俞振飞先生就游说他一起演昆曲。

八年后一出演，不得了！那个票卖得一票一条黄金，很凑巧我们家有人送了几张票。后来我就跟着母亲去看，当然我也不懂，因为大家都要看梅兰芳。但是那次我去刚好是《牡丹亭》的一段——《游园惊梦》。所以冥冥中，我跟昆曲第一次结缘的时候就是《牡丹亭》，俞振飞、言慧珠他们几个大家一起演这个戏。我当然不懂了，但是热闹得不得了。虽然不懂，可是昆曲音乐很奇怪的，尤其是《游园》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段音乐非常婉转缠绵。小时候听了就一直留在脑中，记忆里就留下昆曲的印象。

后来到就很少有昆曲了，有也是比较少的曲社与一些曲友。在偶尔会演一些折子戏，像《游园》《惊梦》《思凡》《下山》。第二次看到大型的昆曲演出就是在上海了。我去到、到过美国，经过三十九年，第二次又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87年。没想到当时复旦大学叫我去做讲座，在上海停留一个多月，临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上海昆剧院在演全本《长生殿》，我当时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知道经过「」这十年，昆曲是断掉的，我以为昆曲没有了。没想到啊，居然看到了《长生殿》！蔡正仁和华文漪两位大师，当时正值盛年，他们演得真是太好了！全本演完后，我记得我自己跳起来拍手，没想到昆曲在经过「」后居然还能在舞台上大放光芒，盛世天宝兴衰在两个多钟头演完。

我那天感动的不仅在于他们演得好。还有我们自己了不起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居然在「」后还能够如此重放光芒，那种感动让我在激动之下有许多许多感慨。那时我还完全没想到以后会做青春版《牡丹亭》。当时我想这种艺术一定不能让它衰微下去，这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是明朝流传下来的了不得的文化成就，而且经过「」十年还能大放异彩。当时也是动心起念，只是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做昆曲。

但是后来上海看完了就去南京。当时昆曲大家张继青老师在南京，张继青老师外号「张三梦」，因演出《惊梦》《寻梦》《痴梦》得名。我托人请她在朝天宫江苏省昆剧团演这「三梦」几折戏。真是巧啊!叶先生也在那里，我们一块欣赏的张继青大师的表演，登峰造极!我小的时候在上海看《牡丹亭》，三十九年后又在南京听到张继青的《游园惊梦》一段，这次好像冥冥中提醒我：这个剧是了不得的艺术。昆曲的艺术到张继青的境界是让人由衷佩服的。

血、泪、汗磨出《牡丹亭》

再后来两岸已经开放，很多昆剧院、六大昆班经常去表演。很多大师都去表演，我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接触，越来越觉得这个艺术了不得。可是同时，这个昆曲危机，不止是从20世纪才开始。昆曲老早就开始衰微了，最兴盛的时期是乾嘉这两百多年。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逐渐下滑，好不容易「」后，昆曲慢慢起来了，到了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因为商业文化冲进来了，而且第一线的老师傅们渐渐到了退休年纪，中间又留下断层。其十年、前前后后十几年的断层，整个是断掉的，人才是断掉的，昆曲这种艺术不是要学就能学的，这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传下来的，一招一式传下来的，老师傅不能教了这个艺术就断掉了。

像蔡正仁、华文漪，他们的师傅——所谓的「传」字辈师傅有四十几位。据说二十世纪昆曲全靠他们传下来的，他们每个人身上可以有六百折戏，到了华文漪这一代每个人只有三百。后来越来越少，很快地消失，再加上断层就快没了。而且观众越来越老化，90年代那时候年轻人不看传统戏曲，尤其是昆曲。他们觉得昆曲就是「困曲」——睡觉的，节奏很慢，而且唱的是诗，比较难懂。所以观众老化，演员也渐渐老了。表演方式渐渐不大跟得上21世纪舞台的美学，我也觉得昆曲可能会渐渐衰微了。

不仅是我，当时很多香港、一大批关心昆曲的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在我做青春版之前他们就在推广昆曲，只是规模比较小。大家都有这种焦虑担忧，怎么办呢?那我们来制作一个大的经典、大的剧目，以这个经典来训练一批年轻演员接班；二呢，以新演员新制作吸引年轻观众来剧院欣赏我们的昆曲。

这时刚好有个机会，2002年底我在香港讲昆曲，演讲四场。第一场在香港大学那还好了，下面两场都是中学，沙田中心里一千五百多个讲广东话的中学生，就不太好讲了。让一千五百个孩子不玩手机听我讲昆曲，怎么办呢？在大学教了29年，还从没教过中学，这是我教学生涯最大的挑战。这样吧，我想，我一边讲一边示范演出，找几个年轻俊男美女，他们可能还有些兴趣。后来我定了昆曲演讲题目——《昆曲中的男欢女爱》，就是为了吸引中学生。

因缘际会，刚好选中了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小演员，四个演员演了几折。其中一折就是《游园惊梦》，俞玖林扮演柳梦梅。还演了《思凡》《下山》，《玉簪记》里的《秋江》，统统是一些爱情戏，而且是昆曲里比较有名的折子。那些中学生很起劲，他们没有打电话也没有玩手机，还问一些问题，说明朝时候那么大胆?我就讲晚明时很大胆。我想中学生都可以听，那么也可以吸引年轻的朋友们了。

后来我就觉得俞玖林嗓子很清亮，当然那个时候功夫还不到。但是扮相、气质都很像柳梦梅，嗓子也很好。传统戏曲找个旦角很容易，「一窝旦」。找个生角难得很，因为男孩子本来学戏就不多。小生很麻烦，那种古代书生的样子非常难找，高矮胖瘦都不行，手长一点不可以，脖子短了也不行!比例要求特别高，戏服脖子一长不好看、水袖甩起来也很高，所以找个生角很麻烦。但是俞玖林统统符合。

男主角有了，苏州昆剧院院长赶紧把院里面的女孩子个个扮起来，让我「选美」。在忠王府古戏台，那些女学生一起选美。一眼看中了沉丰英，苏州姑娘本来就水灵灵的，那个女孩子眼角留情，我们叫「眼角暗香钩」。杜丽娘这个角色是大家闺秀，不能乱抛媚眼，要很端庄，但她内心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所以要有流露出来的时候。我让他们扮上演了一段，非常般配，很像汤显祖笔下的男女主角。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两岸戏曲精英共同打造的文化工程。那边这几年培养出了一批舞台工作者、艺术家，还有舞美、灯光、服装设计、剧本。编剧本小组我是召集人，还有张淑香、华玮、辛意云。几个教过《牡丹亭》的专家一起合作五个月编剧本。我们编剧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传袭汤显祖的经典，不可以随便，抱着非常谦卑、虔诚的态度，原则上只删不改、尽量保留，像剪辑**一样。55折戏怎么剪成27折，保留精彩的部分，编了五六个月。专家在一起好处就是大家都懂，不好的就是意见太多，调和一下整理出了剧本。

最重要的是请两位大师来。一位就是张继青，我看了她的戏很佩服!我去游说她，从南京到苏州来教。另外一个汪世瑜，年轻时候演柳梦梅出名的。我把他们请来，因为另外两个演员都是「璞玉」，需要磨，2003年开始我们磨了一年，从早到晚，朝九晚五。我也陪着他们磨，难怪会叫「水磨调」，这个艺术确实是要磨死人的，看了他们排演以后我对昆曲增加了十二分的敬意，真的是非常严谨，每一举每一动都是非常规范的，一点马虎不得。难怪这门艺术有这样高的境界。

我看过张继青训练我们的女主角，很严格。她平时都很和蔼的，教起戏来把我们女演员经常骂哭，一个水袖动作三十多次，到什么高度甩什么长度，笛音到什么位置，一板一眼。我们「柳梦梅」给汪世瑜老师操练得要跪了，戏服血迹斑斑——他留作纪念了，膝盖都出血了。我们这戏真的是血、泪、汗磨了一年才磨出来。

在台北演了六场，两轮。七千张票，一下子卖精光。宣传做得很大，压力特别大，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如果戏演砸了，不光是我们戏的问题，昆曲前途攸关。没想到在台北第一次演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我很担心这些演员，他们没演过什么大戏的，在周庄演演草台戏一下子弄到台北大剧院，九个钟头大段大段唱，真怕他们忘词。居然没有忘词，下面人一直在拍手。我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

艺术的播出去了

惊梦的衣服是白的，是梦中的衣服。一个绣的是梅花，当然因为他是柳梦梅，女孩子身上绣的是蝴蝶，蝶恋花。我们的服装是一大亮点，是苏州的手绣，我们设计了两百套，非常有名，非常细致。讲到这我们非常，因为这出戏投资很大，我们很讲究嘛，什么都要第一好，服装每一件都要几十万。我们非常有一些非常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家，他们对我们非常的支持。手绣和车秀是不一样的，手绣那些花有层次的，一朵梅花有好几层，其实不同的红，看起来是立体的，车秀是平的。我们有十几个花神，每一个花神身上的花都不一样，都是绣出来的。

我们背景是抽象的，用的是背投。21世纪了，我们的想法是，表演艺术如果成功，如果引起共鸣，一定跟同时代观众的美学相符，如果它与同时代观众的美学不相符，它不会引起共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如何把科技跟舞台和有六百年的剧种结合起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科技用得不好的话一下子就会把戏破坏掉，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节制，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遵循、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古典的基础上面我们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地融进去。《惊梦》这一场，背后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如果她背后真的画着花画着牡丹，那就写实了。我看过《牡丹亭》的制作片子，它背后真有个大牡丹，而且是个霓虹灯的牡丹，而且还放光的，那个把我吓一大跳，那个不是昆曲的原则，昆曲的原则是抽象的、写意的、抒情的、诗话的，不好随随便便，昆曲的美学有一套，它已经有几百年下来，非常成熟完整的美学，不好随便去动它。

后来我们还带着戏去了海外，他们的剧评很严苛。那天我们在伦敦演得也非常成功，演了六场，两轮，很多很多知名人士去看。这个人是谁啊？傅聪！带着全家人去看了三场。这位先生，年纪大的这位老人家，很有名的，叫做Did Hawkes，他是牛津大学的首席汉学家，是《红楼梦》的英译者。他是俞平伯先生的学生。他从Oxford，他从牛津来看我们的戏，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跟我讲：《红楼梦》里面也有《牡丹亭》。他用北京话讲得字正腔圆。他说他看我们的戏最喜欢杜丽娘。另一个是牛津大学Chinese Study Center的主任，他跟他品味不一样，他喜欢的是小春香。一个喜欢大家闺秀，一个喜欢丫鬟。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古老剧院，坐在中间那位是驻英大使傅莹，她去看我们的戏。她真的很用功的，她还先看剧本，看三天。她后来把她一群朋友都带去看戏，看完了以后她还用笔名写篇文章，说白先勇手上的金娃娃没有人接。她是有心的。

这是在伦敦演的那次，要英国人站起来拍手不容易的，他们也是非常热烈。最要紧的是他们那个《The Times》——《泰晤士报》，一个礼拜两篇剧评，非常肯定，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后来我们到希腊去了，参加希腊艺术节，在雅典。我们那一次很有意思，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到希腊悲剧的故乡去踢馆去。希腊人当然懂得看戏剧，这是他们的传统。

后来2009年在北大，这是我第三次进北大的。我记得那天晚上天寒地冻，零下九摄氏度。那天学生都热得不得了，看完之后，我好冷啊，穿个羽绒衣跑回去睡觉了，他们不放我走，几百人围在那里，我的感觉啊，就是要跟我讲一句话：白老师，谢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们。那我要听的也是这句话。我觉得那些学生看完以后，像参加到一种文化的仪式里面，脸是发光的。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提升，看到我们传统的美——我希望，我们这些大学生，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真正接触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从此以后亲切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做昆曲也是，希望对看过我们的戏的人，无形中能给他们感应和启蒙。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位观众说他十年前看过，在迎水道那边看过，今天又来了，可见是有影响的，十年后又跑来了。还有，前年我在纽约演出，有二三十个留学生跑来看，看完以后，里面有两个南开的，那个时候看过戏的，那个时候是本科生现在是博士生，一个念哥伦比亚一个念纽约大学。都跟我讲，因为那个时候在迎水道看过了，所以他们又来看，已经撒到那边去了，我也很高兴。

我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第两百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我们有个剧照展，我们拍了二十多万张剧照，二十多万张里面挑出来的，而且还用了光墙展出的。在北京大剧院歌剧厅里演的。两百场我们庆功宴的时候，这些演员大家都很高兴，走了两百场大家还是同一组人，很不容易，大家觉得很珍惜的。

2012年，CCTV给我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奖，因为我推广昆曲有功。好了，十年，回到苏州去了。十年前，我们在内地头一次首演，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也是个好大的，很旧的厅。这些，「小兰花」（苏州昆剧院的演员班子），开始我跟她们结缘的时候，她们才二十出头，正是最青春的时候，现在青春不见了，不过演艺有很大进步，演过两百多场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苏州沧浪亭。

为什么到沧浪亭去呢?在2003年排演的时候，右边是沉丰英，左边是俞玖林。我们要演《游园惊梦》，讲那个戏词，讲那个戏的意境。游园是什么意义，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十年前我跟他们讲，就带他们去游园。十年后，我们又跑去了。汤显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句戏词：「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开始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这个，都不懂，现在懂了吗?懂了。似水流年，一下子十年就过了。就在这里，忠王府的古戏台上面，当年我看他们两个扮上去演，我选中他们的，十年后我们又到了这个地方。大家都蛮开心的，做成了一件事情，全世界都跑过了，演了这么两百多场。

我们从2004年开始演，演到现在呢我们演了10年了，一共演了232场，我全世界都跑了，大江南北都走过，最远走到兰州、西安，最南到桂林、厦门都去过了。这些地方乾隆都没去过的。

我们在Berkeley演出，大概有两千多位子，大概有五成到六成是非华裔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外国人看着也掉泪。我想，这些感动是因为爱情它美，美的经验是普世的。总而言之我们到美国去，有几方面考虑。第一个是外国观众的反应，第二方面就是报纸剧评的反应。让那几个大学，让学术界认识到还有昆曲这个东西，以前昆曲也去过美国，大部分是演给自己的同胞看的，这种主流的演艺场合，在西岸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当时趁着那时候一直再往下巡回的话，可能美国真的对昆曲有更大的兴趣。不过出去一次花费太大了，应该是 *** 送的，好像 *** 每年也送不少的东西出去，像昆曲这样，既然联合国都认为是代表作了，应该把它送到外面去。

平心而论，把我们的表演艺术拿到外国去，要真正得到西方人的佩服，真的不太多。他们可能捧捧场什么的，要他们真的从内心佩服，真的不多。昆曲在美国为什么他们真心佩服，第一是舞蹈，他们没想到舞蹈可以这么美，西方的歌剧有歌无舞，芭蕾美得不得了，有舞无歌。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昆曲是一个。它又不是音乐的形式，真的是非常高雅的艺术。所以在美国他们对这个的确是非常佩服的，他们觉得这个水袖动作怎么这么优美。我们的戏曲，有人说，那么慢，现在的爱情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一拍两个小时。昆曲一折，眉来眼去二十分钟。有个剧评家说，他们《惊梦》那一场，勾来搭去的，两情相悦，不可思议。你想在舞台上面，男女相悦很难演。你用水袖勾来搭去，他用英文说so graceful，那么优雅。

我想，我们上次到美国去，到英国去，他们的反应真的蛮热烈的。我很高兴经过了考验，美国人、欧洲人都对我们的古老艺术完全能接受，不光能接受还能欣赏，而且非常尊敬，这个很要紧。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艺术，更应该保护。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我做了十年，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帮忙，我非常感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有人出来扶一把，又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转向昆曲的教育了，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昆曲课，以讲座的形式，我每年去教他们一次，在中文大学也是，在台大，下学期，也是。希望昆曲在我们学术界，取得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它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在我们的大学里没有这个课程，我觉得很不应该。所以我试一试在大学里推广，至少同学们亲近这个以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所认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